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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08日 04:40 人民网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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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2 22:15:39新京报 记者:郭铁 编辑:李严原创版权禁止商业转载授权山西汾酒澄清称“120亿元”是目标,并非业绩预测2019-10-22 22:15:39新京报 记者:郭铁新京报讯(记者郭铁)10月22日,山西汾酒针对媒体报道发布澄清公告称,公司总经理常建伟近日在世界名酒价值论坛上所述“汾酒今年有望实现120亿元”,实为汾酒集团冲刺业绩目标,而非上市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预测。10月21日,有媒体刊登报道称,山西汾酒总经理常建伟在世界名酒价值论坛上表示汾酒未来的发展目标是进入酒企前三。三年前公司营业收入60亿元左右,今年有望实现120亿元。对此,山西汾酒10月22日晚间发布澄清公告称,汾酒集团党委委员、董事、股份公司总经理常建伟10月18日出席第十四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世界名酒价值论坛”。在论坛对话环节,常建伟介绍了汾酒集团改革发展情况并表示,三年前汾酒集团酒类营收60亿元左右,预计2019年汾酒集团酒类营收有望达到120亿元。120亿营收数据为汾酒集团2019年冲刺目标,而非山西汾酒2019年营业收入预测,具体经营数据以公开信息为准。常建伟就本次言论对投资者造成的误解表示歉意,并承诺将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新京报记者 郭铁编辑 李严 校对 杨许丽 2019-10-22 17:31:36新京报 记者:陆一夫 编辑:刘晓阳原创版权禁止商业转载授权苗圩:全面落实中国汽车产业对外开放时间表和路线图2019-10-22 17:31:36新京报 记者:陆一夫新京报讯(记者 陆一夫)10月22日,2019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在北京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工信部将把智能网联汽车作为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他在大会上提出四方面建议。一是提高技术创新的能力,支持企业开展协同创新,攻关智能网联汽车计算基础平台等关键技术,建立面向未来出行的融合创新平台。二是打造新型产业生态,以生态主导型企业为龙头,以车载操作系统创新应用为牵引,打造各类市场主体互融共生、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新型产业生态。三是完善协同发展机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着力解决智能网联汽车高速公路测试、自动驾驶地图的应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道路智能化改造等关键问题,促进车路协同发展和数据的互联互通。四是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全面落实中国汽车产业对外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健全在政府企业机构各多层次多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加强与相关国家在政策规划标准法规等方面的协调和对接。新京报记者 陆一夫编辑刘晓阳校对李世辉

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战略导弹首次亮相。“中国已经拥有核战略威慑力量!”作为当时最具轰动性的新闻,国际舆论高度关注、纷纷热议。 时隔35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中展示的战略导弹,不论质量还是数量,都更为引人瞩目。“东风-41、巨浪-2等首次亮相,展示了我国战略核力量发展上取得的最新成就,可以说是令人震撼。”导弹专家、核战略专家杨承军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今年7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也提及核武器相关内容称,中国始终奉行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主张最终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不会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中国坚持自卫防御核战略,目的是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确保国家战略安全。 东风-41导弹。图片来源:央视截图 火箭军亮出新战略“王牌” 在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首次亮相的战略导弹是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东风-3中程导弹、东风-4远程导弹、东风-5洲际战略导弹和巨浪-1潜射弹道导弹。 当时,首次亮相,震惊世界。“中国今天第一次将它的导弹家族展现在世界面前,足以证明它有覆盖地球每一个角落的能力和自信。一个沉睡的东方巨人醒了。”英国《泰晤士报》当时刊文写道。美国、日本、德国、瑞士等国家媒体都纷纷跟进大量报道。 战略导弹尤其是战略核导弹是一个国家的战略重器,是国家的王牌底牌,包括陆基、海基和空基核力量中的导弹以及发射平台。 时光荏苒,中国的战略“王牌”也在与时俱进。1999年,国庆50周年阅兵,东风-31、东风-21等导弹首次亮相阅兵式;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东风-31A首次公开;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东风-26、东风-5B、轰-6K及远程巡航导弹等战略重器首次浮出水面;在2017年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上,东风-31家族中的最新成员东风-31甲改揭开神秘面纱;而在2018年南海大阅兵中,新型战略核潜艇的消息首次对外公开,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本次大阅兵,中国展示了最新成就:东风-41、巨浪-2、东风-31甲改等导弹。“这些都是中国现役最新的战略重器,但我最关注的是东风-41新型洲际导弹。”导弹专家、核战略专家杨承军说。 现场解说指出,战略制衡、战略摄控、战略决胜,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重要支撑。 “它是我们国家新型战略导弹第一个型号,意义非常重大。”杨承军说,“东风-41导弹的基本火力单元更加精干,自动化程度提高,操作人员和保障车辆进一步减少,发射准备时间也大为减少,生存能力有很大程度提高。” 除了东风-41,本次阅兵还展示了可机动发射的东风-31甲改核导弹。现场解说称,东风-31甲改核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固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机动性能好、生存能力强、部署转换快、打击精度高。这是此型核导弹第二次在阅兵中亮相。 “我们之所以要持续发展像东风-31与东风-41之类可进行机动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是为了提高我国核武器的生存能力,保障二次核打击的能力。”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和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李彬向澎湃新闻指出。 李彬说,不同于陆基井射洲际弹道导弹,机动型洲际弹道导弹生存能力相对较高。“机动型洲际弹道导弹虽然仍有可能被对方侦测到,但是其可通过机动一定程度上摆脱被敌国抢先打击的威胁,”李彬认为,“为了经受第一波核打击之后,我国仍可通过机动型洲际弹道导弹进行二次核打击,东风-31与东风-41就是这一思路下的产物。” 东风-31甲改导弹 巨浪-2导弹揭开神秘面纱 海基核力量是“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陆基核力量和空基核力量相比,其在机动性、隐蔽性、快速反应能力、突袭效能和生存能力等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被认为是“二次核打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第一代海基核力量由092型核潜艇和巨浪-1潜射弹道导弹组成。巨浪-1潜射弹道导弹在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首次亮相。 2018年4月,海上阅兵在南海举行。据中国军网当时报道,解放军海军48艘战舰、76架战机和1万余名官兵参加了海上阅兵式。报道称,受阅舰艇按作战编组组成战略打击、水下攻击、远海作战、航母打击、两栖登陆、近海防御、综合保障等7个作战群。其中,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首次亮相阅兵式,备受瞩目。 在今年海军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长征10”号作为此次海上阅兵第一艘受阅潜艇接受检阅。“长征10”号战略导弹核潜艇舷号412,是新型战略核潜艇,系中国建造排水量最大的潜艇。 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向外界披露“长征10”号战略导弹核潜艇。与以往亮相的同一型战略导弹核潜艇相比,“长征10”号围壳采用更加流线型设计,围壳前缘都使用了光滑过渡设计和填角。 虽然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多次公开亮相,但核潜艇的最重要武器——潜射弹道导弹没有公开过,一直披着神秘的面纱,直到今年阅兵式上,名为巨浪-2的潜射弹道导弹首次亮相,让外界一睹了其真容。 “巨浪-2导弹是我国第二代潜射远程弹道导弹,它承担支撑国家海基核威慑的重任,潜匿深海,悄无声息,巨浪奔腾、威震海天。”现场解说称。 巨浪-2导弹 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轰—6N首次亮相 在受阅的空中梯队中,国产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轰—6N首次亮相。3架轰—6N、6架轰—6K,分为3个3机楔队。 现场解说称,第一次亮相的轰—6N为国产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可以进行空中受油。两型轰炸机能够实施远程奔袭、大区域巡航、防区外打击,人民空军战略威慑和战略打击能力全面提升。 轰-6N战略轰炸机 “中国核战略没有变” 核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战略基石。 “现在一些大国积极推进核力量现代化计划,研发制造新型陆基洲际导弹、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新型战略轰炸机以及高超声速武器,我们要维护战略平衡,防止被‘核讹诈’,也需要适度推进核力量现代化。”杨承军认为,“此外一些国家还大力部署反导系统,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可降低这种威胁。” “我们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没有变,核战略没有变,核力量现代化不会给世界造成威胁。”杨承军说。 2015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白皮书指出,第二炮兵(2015年12月更名为火箭军)按照精干有效、核常兼备的战略要求,加快推进信息化转型,依靠科技进步推动武器装备自主创新,增强导弹武器的安全性、可靠性、有效性,完善核常兼备的力量体系,提高战略威慑与核反击和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林子编辑王宇校对李立军记者邮箱:linzi@xjbnews.com金沙js娱乐场官方网站2019-10-22 08:11:32新京报 记者:郭铁 编辑:祝凤岚原创版权禁止商业转载授权伊利产品及数字化应用亮相乌镇互联网大会2019-10-22 08:11:32新京报 记者:郭铁新京报讯(记者 郭铁)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正在乌镇举行。伊利作为大会官方合作伙伴,参加了本届大会“企业家高峰论坛”,并在“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亮相,展示了伊利的数字化发展经验和创新理念。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互联网迎来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伊利认为大力推进智慧乳业战略,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实现“让世界共享健康”的梦想。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秋在大会“企业家高峰论坛”上表示,伊利紧紧围绕百姓的健康需求,基于产业特点,针对上下游产业全面推行不同的数字化、信息化管理模式,大力推动全产业链融合共赢。在养殖环节,伊利在牧场端推广的以数字化、标准化为特点的SOP操作系统,细微到每一次拌料的营养物质配比。每一次挤奶的操作规程,每一头奶牛的健康体征,都会被转化为数据记录在案,建立从源头开始的乳品可溯体系。而在消费环节,伊利搭建了产品信息追溯系统,消费者只要扫描产品上的二维码就能对产业链各环节一目了然,让品质能够看得见。此外,伊利还和各大电商平台深度合作,大力推动新零售,优化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在博览会现场,伊利还展出了提供定制服务的智能机器人,以及作为本届大会官方指定牛奶的舒化无乳糖牛奶。伊利集团表示,互联网正在成为社会发展新引擎,深刻改变着全球格局。作为大会合作伙伴,伊利将继续通过数字技术引领健康行业发展。新京报记者 郭铁编辑 祝凤岚 校对杨许丽明星取消浙江跨年首辆飞行汽车亮相明星取消浙江跨年泰山币市价翻五倍2019-10-21 20:46:11新京报 记者:王子扬 编辑:李严原创版权禁止商业转载授权第三季度净利增长近五成,华致酒行加速门店布局2019-10-21 20:46:11新京报 记者:王子扬新京报讯(记者 王子扬)10月21日晚间,A股“酒类流通第一股”华致酒行发布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第三季度其营收为9.61亿元,同比增长48.31%;净利润为9017.07万元,同比增长49.12%。对于营收增长,华致酒行表示,主要是由于加大华致名酒库开发力度,品牌门店的数量增加且单店销售额大幅提升,丰富产品结构,推出华致优选微信小程序平台效果明显。据悉,华致酒行构建了包含华致酒行、华致酒库、零售网点、KA卖场、团购、电商、终端供应商在内的全渠道营销网络体系,同时开发了“华致酒库”APP、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并与美团外卖、饿了么、京东等第三方平台达成合作,基本完成O2O服务平台的搭建与布局,进一步落地一体化的新零售便捷服务。此外,今年前三季度,华致酒行整体营收为28.52亿元,同比增长37.72%;净利润为2.91亿元,同比增长46.53%。华致酒行货币资金报告期末余额为8.52亿元,较年初增长72.82%,主要是由于上市发行股票融资所致;预付款项报告期末余额为6.91亿元,较年初增长102.12%,主要是由于预付茅台、五粮液产品以及新产品钓鱼台精品酒采购款增加所致。据天风证券研报,渠道扩张带来的规模效应和渠道效率的提升是华致的核心价值。华致酒行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国内领先的精品酒水营销和服务商之一。截至2018年6月,其产品线以国内外知名品牌的白酒、葡萄酒、黄酒为主,覆盖品类近4000种。今年1月,华致酒行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新京报记者 王子扬编辑 李严 校对 刘军

[文/观察者网 徐蕾] 据美国新闻媒体CNBC当地时间9月30日报道,当天,美军新任最高将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国防部长埃斯珀和国务卿蓬佩奥都出席了仪式。 图源:IC Photo 就职仪式上,米利这样说道,“我们是人类历史上装备最好、训练最好、领导最好的军队……我们的对手应该知道:永远不要低估我们的技术、能力和战斗力。我们仍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战斗力量。我们的朋友尊敬我们,我们的对手惧怕我们。” 他还说:“在未来不可避免的黑暗日子里,我们随时准备维护和平,如果有必要,我们将赢得战争。” 今年7月,美国参议院批准陆军上将米利出任下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是美国最高军职,为总统、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军事建议。米利的前任是约瑟夫·邓福德(Joseph Dunford),他于2015年由时任总统奥巴马任命。 30日,出席仪式的特朗普在夸美国的同时,不忘强调自己的“功劳”,他说:“地球上没有任何敌人可以匹敌美国陆军、海军、空军、海岸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的强大力量”。 然后,他又赞扬了自己的政府,称已经通过有利于防御的开支预算。 “我们已经花了2.5万亿美元,远远超过这个国家曾经想过的开支。但我们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伟大的军队,拥有最杰出、最精良的机器、飞机、舰艇、船只和各种武器。” 今年3月,五角大楼在其2020年财政预算中要求增加7180亿美元,比国会通过的2019年财政预算增加330亿美元,增幅约为5%。这项预算如果最终在参议院通过并由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将为五角大楼在2020财年提供7380亿美元的支持。 图源:IC Photo 据CNN报道,今年61岁的米利,在他38年的职业生涯中,曾指挥过美国第十山地师和陆101空降师(美国陆军的一支空中突击部队),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参加过多次战斗任务。 今年7月11日,米利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 在被问及有关中国问题时,米利声称中国从美国在中东的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并正利用此推进自己的军事发展。他还说:“中国在太空、空中、网络、海洋和陆地等领域的军事实力正在迅速提高。他们在研发和采购上的支出超过了我们……美国需要确保我们不会失去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特别是相对于中国的优势。” 然而,米利还是谨慎地指出,“中国不是敌人”,而是一个“竞争对手”。 他补充说,“敌人”这个词的意思是“你在打仗”。他说,“我们不是在那里(打仗),我们不想在那里。我们希望与中国和平相处,而不是战争。” 当被问及中国的军事力量是否对美国构成长期威胁时,米利回答称:“我认为中国是未来50-100年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挑战……我认为2119年的某个历史学家会回顾这个世纪并写一本书,故事的中心主题将是美中关系。” 2019-10-23 07:31:10新京报 记者:侯润芳 编辑:赵泽原创版权禁止商业转载授权曹远征:我参与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2019-10-23 07:31:10新京报 记者:侯润芳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亲历者,曹远征总结,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有两项基本的任务——宏观层次上建立独立于传统财政体系的金融体系,微观层次上对原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化改造。而这两个任务被相对分离出来,逐一进行,呈现出了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核心提示:1.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造,切断了国家和银行的“父子关系”,建立了最核心的有限责任机制,重塑了国家资本与银行的关系。2.利率市场化已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相对于目标而言,其改革进程并未结束。3.解决脱实向虚,实体经济也要解决好自身问题。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经济学家曹远征。他参与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见证了中国金融由弱变强。 图/视觉中国1998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撤销,曹远征被分流到中国银行,从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研究制定者转变为执行者——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把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的改革目标,开启了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造的历程。当时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的曹远征参与了这一决定的相关起草工作,此后又介入这一改革的实际推动中。“我参与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见证了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中国金融由弱变强,不断深化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并日益走向世界的过程。”曹远征说。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亲历者,曹远征总结,从金融改革的任务和过程看,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有两项基本的任务——宏观层次上建立独立于传统财政体系的金融体系,微观层次上对原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化改造。而这两个任务被相对分离出来,逐一进行,呈现出了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两大任务完成后,中国形成了适合于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完整的金融体制:在政府层面,中国人民银行充当中央银行的职能,其目标是保卫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使用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在监管层面,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进行功能监管,运用包括金融许可证,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及其他专业监管措施的工具保证金融机构的合理合法运营;在机构层面,形成了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多层次的机构,其目标是成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营利机构,使用的工具就是以风险控制为中心的商业化运营体系。“目前看,中国金融改革该走的步骤基本已经走完了,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后一步。但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有些改革还不宜推进,甚至还有可能加强。”曹远征说。而对于近年来脱实向虚问题严重,曹远征认为,要求银行、金融机构面向实体经济没有问题,但实体经济同样要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实体经济也应该发力于调整结构——降低杠杆、增加资本、提升盈利能力。建立独立于财政、市场取向性的金融体系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个任务是建立独立于原有财政体系的市场取向性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不再是财政的附属品,其目的在于创造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相适应的外部环境。这一改革始于1978年。1978年之前,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没有金融活动,金融活动从属于财政,金融活动与财政活动合为一体,金融业务与金融机构高度一元化。当时中国唯一的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隶属于财政部。1978年,中国启动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也迫在眉睫。1984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的营业业务被分离出来,组建了中国工商银行,加上1979年恢复的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形成了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体系。与此相适应,财政不再对国有企业拨款,改为由银行贷款(拨改贷),至此,金融的功能与财政的功能得到初步分离,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初见端倪。1984年10月,人行开始履行央行职责,商业银行业务由四大专业银行办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层银行体系开始形成并确立。在建立双层银行体系的基础上,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和壮大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同时,借鉴其他部门“双轨”改革经验,一方面允许国有法人股份制或地方性银行机构的发展。另一方面,采取试验的办法,鼓励诸如信托、保险、证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不仅丰富了传统银行的层次,而且因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出现和发展,初步形成了金融体系,并由于这一体系的形成,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具有了监管的职能。而为了使得宏观调控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也助于更好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党的十九大上,第一次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写入中央文件。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也逐渐建立起来。1990年,上交所、深交所成立,中国人民银行颁布《证券公司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证券公司是专门经营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金融业分业经营的雏形开始出现,证券、期货、外汇资金和贵金属等在内的专业市场不断发展,中国金融市场发育出现了质的飞跃。而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多,规模的扩大,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监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了控制多层次金融体各业态之间的风险传递,1993年,分业监管作为原则明确写入国务院的有关文件,随后相继成立证监会和保监会。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标志着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不再承担监管的职能,而专门负责金融宏观调控、实施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标志着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不再承担监管的职能,而专门负责金融宏观调控、实施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 图/视觉中国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造2003年,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到了资不抵债、几乎破产的边缘。从极端意义上讲,当时的四大专业银行已在技术上破产。首先,不良贷款率过高。2003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达20.4%;二是资本金不足。如2003年底,工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5.52%,农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估计仅为4%;三是经营效率不高。中国银行业的成本和收入比率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员工和分支机构的创利能力差。四是风险审核系统和风险管理系统技术落后,制约了银行开拓高回报的业务渠道;五是信息科技落后,表现在数据处理中心互不兼容,不同银行间不能有效处理及共享信息资源。四大专业银行困境的背后是微观金融机构改革的滞后,当时的金融机构还不是经营货币的企业,没有建立以产权为纽带的现代企业制度,其治理结构依然雷同于政府机构,经营理念也是传统计划的,而不是基于市场竞争的,由此决定了金融机构没有自担风险的机制,无法自负盈亏。而此时,中国金融业面临着加入WTO后竞争趋于激烈化的挑战。根据加入世贸组织协议,中国将在5年内向外国商业银行全面开放中国市场。在独立于财政的市场取向金融体系建立后,必须开始对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化改造,使之尽快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进入微观基础再造即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造的新阶段。金融机构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海外上市等,逐渐完善公司治理结构。2004年1月1日,中央汇金公司成立后,以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各注资225亿美元为标志,拉开了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造的大幕。国家通过汇金公司行使出资人权利,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理论上,这次注资是“最后的晚餐”,此后国家不再对银行的经营好坏承担无限责任,银行的经营业绩由银行负责,自担风险。于是,通过彻底切断国家和银行的“父子关系”,建立了最核心的有限责任机制,重塑了国家资本与银行的关系。商业银行要实行可持续经营,必须要有机制作为保障,这就要求银行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当时的具体措施是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建立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聘任管理层。整个流程再造中,银行实行全员聘请,我在进入中行之前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司局级干部,到了中行和所有人一样签订了劳动合同。此外,四家国有大行还通过在海内外市场公开上市,以加强市场纪律的约束,保证银行沿着商业化轨道谨慎运营。监管体制改革也同步进行。长期以来,国有专业银行作为政府行政的附属机构,对其金融业务的监管自然由行政代为从事。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政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干预银行,实现了行政与监管的分离,建立了独立于政府行政权的第三方专业监管。银监会强化以资产负债为主要内容的专业监管,提高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相应地也提高了银行资产的安全程度。可以说,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造使得中国银行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也顶住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如果没有这些改革,中国银行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表现不敢想象。改革后,银行业的盈利能力持续上升,但也出现了一些质疑,认为银行业利润过高。在我看来,40年前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银行,也谈不上利润,2004年前,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全球最高,处在技术性破产的边缘。因此,银行业利润高是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银行金融机构的利润是国家财政重要的贡献者。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建成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对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化改造后,中国的金融改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市场化的金融机制仍然是形似神不似,这是因为金融机制中最重要的利率机制尚未市场化,如果利率不能市场化的话,价格信号就无法准确。因此,继续明确利率市场化机制为导向的改革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1978年到1993年,是利率水平和结构调整阶段。这一阶段基本改变了负利率和零利差现象,偏低的利率水平得到纠正,利率期限档次和种类得到合理设定,银行部门的利益得到重视;第二个阶段是1993年到1996年,在这一利率生成机制改革阶段,利率改革是不断扩大利率浮动范围,放松对利率的管制,促进利率水平在调整市场行为中发挥作用,以建立一个有效宏观调控的利率管理体制;1996年至今,中国人民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根本性尝试和探索。利率市场化的目标很简单,三个目标: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目前来看,“放得开”已经做到——2013年7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自2015年8月26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放开一年期以上(不含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2015年10月24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放得开”后就是“形得成”的问题,2019年8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竞争性的利率形成机制的目标也实现了。在竞争利率形成后,就要解决“调得了”的问题,目前这一目标正在尝试中。可以说,利率市场化已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相对于目标而言,其改革进程并未结束。其中,利率市场化本身要求汇率自由化,人民币的利率市场化应与其汇率形成机制一并考虑,汇率不能自由浮动则必然牵制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但目前的外部环境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内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不能放开资本项的管制,这势必会影响到利率市场化改革。2019年8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竞争性的利率形成机制的目标实现了。 图/视觉中国中小银行的目标应该是成为有特色的银行今年以来,随着包商银行被接管、锦州银行被重组、多家农商行评级被集体下调,中小银行引发关注。农商行、城商行这些银行相对于国有大行,体量较小,客户主要来自本地的企业或者个人,就应该深耕本地业务,应该努力下沉,往下走。但由于追求利润、赋能能力不强等种种原因之下,很多中小银行却逆势往上走,加入到全国的银行系统中。但是往上走,因为缺少客户等,只能去做票据业务、影子银行业务等,同质化经营,而另一方面这些银行的存款有限,在流动性出现困难时,就出现了同业拆借的问题,也出现了同业拆借的中介,包商银行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变成了一个跨行的清算行。这种情况下,一旦有资产不能如期偿还,中小银行就会出现流动性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就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中小银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自身没有清晰的定位,或者说不愿意定位为中小银行,原因是它们认为服务本地的小微企业或者个人没有利润。而在理论上,给小微企业贷款的利率最高可以是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如果风险控制得好,这块业务利润丰厚。因此,对于中小银行来说,重要的是要加强能力建设,开发好这一块的业务,这也是做好普惠金融的重要表现。但银行是和陌生人做生意,要求贷款人最好有抵押物或者担保,而小微企业、贫困的个人可能没有足够的抵押物或者担保,银行如何放款?因此,中小银行做好业务的一个突破口是帮助贷款客户形成还款能力。比如,据我了解,海南农信社在给贫困户、小微企业贷款时,其银行办理贷款业务的工作人员都毕业于农学院,对当地的农业很了解,在给贫困户做贷款时会指导农户应该种什么、怎么种、卖到哪里去,这样提高了农户的还款能力,银行的风险也下降了。中小银行不要期望做大做强成为大银行,其目标应该是成为有特色的银行,应该想办法覆盖到小微企业、没有信用记录的穷人,给这部分机构和人群赋能,而这也是中国的金融要走向深度的一个要求。解决脱实向虚,实体经济也要解决好自身问题近年来,脱实向虚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问题,如何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目前,为了促进银行和实体经济更有效地结合,中国央行确立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促进金融机构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从金融本身来看,金融的核心就是处理风险,在投资者和被投资人之间架起桥梁,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为投资者提供相对确定的前景。在处理风险时,形成了不同的合约或者说金融产品,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有着不同的风险合约。从风险角度,银行机构最关注的是借款人能否还上贷款,谁能还上贷款,钱就借给谁。而金融机构本身做资金运作,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控制得很好,于是出现了金融机构之间互买互卖的情形,这是全球的一个经济活动。另一方面,脱实向虚的一个原因是,实体经济的全球性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意味着产品卖不出去,企业没有收入来源也就没有还款来源,银行也不会给企业贷款。可以说,如何解决产能过剩是脱实向虚的核心问题。以中国的钢铁产业为例,2016年、2017年左右,中国钢铁产业有4亿吨的富余产能,这导致钢铁价格持续下跌,企业不盈利,为了维持企业的生存,钢企又向银行借钱,利息都付不起,银行当然不敢借钱了。后来钢铁行业去产能,2017年开始,钢铁企业开始盈利,现金流转好,能够还得起款了,银行也愿意向钢企贷款了,再也没有听说过钢企融资难的问题了。因此,要求银行、金融机构面向实体经济没有问题,但实体经济同样要解决好自己的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双向的。换言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克服脱实向虚不能只要求金融机构一边发力,实体经济也应该发力于调整结构——降低杠杆、增加资本、提升盈利能力。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编辑 赵泽 校对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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